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郭志刚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进入论坛 2008-06-30 13:07
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导致生育率降低
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呢？
在国际学术界，低生育率研究发展很快，涉及到生育率变化史、低生育率影响因素、未来生育率发展前景以及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干预等方方面面。其中，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和视角对我们解释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际上新的低生育率分析模型以生育意愿为基准来研究生育率，在这个基准上根据不同因素对生育率提升或抑制的影响来进行调整。提升因素包括由于避孕不到产生的非意愿生育、由于子女性别偏好而多生、由于子女伤残死亡而导致的替补生育，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就会导致实际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而抑制因素则包括生育推迟效应、不孕效应以及（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意愿的）竞争效应，如果这些因素影响较大则会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
由于近年来国内生育率研究主要关注出生漏报，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薄弱，致使有些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上述框架，对中国的生育意愿基准、生育率提升和抑制因素作一番粗略的梳理。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均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孩子。这个水平本身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然而略高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1.5个孩子的平均生育水平。一些研究发现，上述调查中，由于问卷设计等原因，被调查对象有时会以现有子女数或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子女数来回答理想子女数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农村比城镇更为普遍。因此1.7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群众的生育意愿。根据很多很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也仍然普遍维持在2.0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会大体类似。但是，生育意愿是一回事，而实际生育是另一回事，其中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
作为提升因素的非意愿生育仍然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避孕和人工流产手段的普及，其影响程度现在已经很小。同样，由于所生子女死亡、伤残等原因而进行替补性再生育的影响对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并且，要想取得这两个因素的相应统计也并不太困难。
性别偏好本来是另一个主要的提升因素。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存在着强烈的子女性别偏好，这可以从生育意愿的性别构成和出生性别比上清楚地看出来。但是需要特别考虑的是，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群众理想子女数本已较少，现在满足性别偏好的方式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前通过多生来满足性别偏好转变为通过胎儿性别选择及人工流产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超计划生育，又可以避免非意愿性别的生育。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明显关系。还有的研究证明，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要使其中的95%以上实现愿望，如果仅靠多生方式则每对夫妇必须平均生育2.94个孩子才能达到，而如果能完全控制生育性别，那么平均生育2个就够了。可见，达到性别偏好实现方式的转变对生育率会起到抑制作用。原本是中国生育率一个重要提升因素的性别偏好，很可能已经通过中国目前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和较高的流产率而得到了释放，对生育率则反而转变成了一种抑制因素。
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0.3。笔者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0.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0.23，可见在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不孕是另一个重要抑制因素。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还有结婚生育年龄的推迟，都对不孕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17%…… >>>丈夫多吃海产品妻子易受孕
第四个抑制因素——竞争效应是指，因为其他生活追求与原生育意愿发生矛盾而导致的减少生育，即根据实际情况而放弃了原来的生育意愿。在现代，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广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我国在转入市场经济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人们正在努力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及品味。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都会导致夫妇倾向于减少生育，这在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早就被描述过，而且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尽管这个因素的影响幅度很难量化，但它的存在应该没有疑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中国近20年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中国当前生育率的提升因素已经相对削弱，甚至部分转变为抑制因素，而抑制因素则相对增强。虽然生育意愿这个基准还没有公认的研究结论，但是一旦跳出“行政管理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这个思维定势，就可以看到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还有很多，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出生漏报是个问题，应该说出生漏报问题本身研究得并不好，解决得也不好。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是否足够开阔，是否能够跳出旧有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生育率的认识。除本文所涉及的因素以外，还可能存在没有被察觉到的因素，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探讨。忽略这些因素，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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