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代孕暴利:一胎赚20万 孩子每重1两加500

2017-02-17 10:49:00 中国新闻周刊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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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叶雪鸣

  

  吕进峰将他的客户们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职业女性,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龄大多在30多岁。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早衰现象。”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20岁不生,30岁也不生,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生不了了。”

  第二类为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也有六七十岁的,孩子出意外后,工作也不做了,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当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

  在吕进峰看来,失独家庭的客户一般都比较挑剔,看了一个又一个捐卵女性,不是不满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学历低。有一对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过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捐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气质好、长得要跟明星一样、名牌大学毕业,比找老婆要求还高;有的就想生个跟原来女儿、儿子一样的孩子。比如原来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

  2016年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为吕进峰贡献了不少客户。“很多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职身份,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敢生,现在放开了,身体条件却不行了,只能找我们。”吕进峰也经常会碰到非常传统的家庭,第一胎是个女儿,一定要生个儿子,“尤其是福建、广东那块儿,不生儿子或者家里不生三四个都让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也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比如同性恋群体,“来找我们的多是男同,素质都很高。”

  梁鸿(化名)是吕进峰从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特殊客户,他俩开始认识的时候梁是他的客户,没想到最后两人发展成了合作伙伴。

  今年53岁的梁鸿曾经是一名普外科大夫,甚至还做过一家公立医院的一把手。现在他在一家私立医院开展代孕业务。他的4个孩子中,有3个孩子都是通过代孕的方式生出来的。

  梁鸿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92年,有先天性心脏病。1998年,即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第13个年头,他的老婆再度怀孕。鉴于儿子的身体状况,夫妻俩决定既然政策允许,就要了这个孩子。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最终妻子不仅意外流了产,还切除了子宫。

  为了继续要孩子,梁鸿想到了代孕。但是他发现,国内的公立医院不被允许开展代孕业务,而私人诊所的技术和设备太差。在到处找不到路子的情况下,梁鸿最终遇上了吕进峰。在吕的帮助下,梁生了一个女孩,如今已经4岁。

  这次使用代孕成功后,梁鸿的妻子心想,何不用这样的方式多要几个孩子?她忍不住劝梁鸿,“要不你去学生殖吧。”梁鸿起初有些犹豫,后来真的从普外科转行到了生殖医学科。

  “跨界”比较大,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梁鸿经过多年的摸索,如今在行业内已经有了点名气。“这个行业里,有哪些医生在做,我都清清楚楚,包括三甲医院有哪些医生,都数得出来。由于回报丰厚,后来,有些医生干脆从公立医院辞职出来,全职从事代孕。”

  2014年,梁鸿亲自将他和妻子精卵结合形成的两个冷冻胚胎解冻后,移植到一位代孕母亲的肚子里,为自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他还成了吕进峰的医疗顾问,公司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向他请教。吕进峰对这位“梁院长”也很客气。

  做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并非只有梁鸿一个人。他认识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去年,一名医生将4颗胚胎分别移植到4位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它们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过在胚胎着床后医生检查发现,4个胚胎都是雌性。这位老板随即让3位代孕母亲做了流产,只保留了其中一个胎儿。他表示,“明年还要做,继续生儿子。”

  虽然寻求使用代孕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位老板那样的“潇洒”。吕进峰说,“找我们的人中,99%都不具备生育能力,就想生一个孩子;只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钱找人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吕进峰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户,至少有五六百,业务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吕进峰保守估计,仅从他那出去自创公司的就有50多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2004年,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付给代孕母亲五万元,“她就已经开心了。”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又从8万涨到10万、12万乃至18万,如今已高达20万,翻了四番。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纯粹做代孕。”吕进峰说。

  竞争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行业内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吕进峰手下的员工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

  这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吕进峰说。没有技术和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另一家代孕机构的董事长则表示,“这些倒闭了的机构有时直接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张捞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因代孕发生纠纷、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诈骗钱财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胚胎移植失败后,代孕机构掩藏真相,伪造产检证明,继续向客户骗取费用。2015年初,《羊城晚报》报道了一对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骗的经历。一对结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经花了40多万元之后,被中介以代孕妈妈身体不适等多种理由索取额外费用。这对夫妻拒绝支付,对方以流产相威胁,最终真的给代孕母亲做了流产手术。事后,代孕机构又声称“胚胎本身有问题”,要求该夫妇向代妈赔偿17万元。也有客户耍赖反悔的情况。有的人想要生儿子,结果生下来是女孩,就拒绝支付尾款。

  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至60%之间。”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给业务员统计工资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一单业务,业务员可以提3到10个点。”

  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吕进峰迄今总共开展了上万个婴儿的业务,保守估计利润至少上10亿。吕进峰笑而不语,“不要只是谈钱,我们是做爱心事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在她的《婴儿生意》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领域里,这是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的行业,但是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这一点,在吕进峰身上尤甚。“我们是献爱心,做慈善。”无论是公开面对媒体,还是面对每一个客户,他都是如此表示,然而谈业务的时候,他照样对客户讨价还价,锱铢必较。

  就在几天前,一对客户购买捐卵者卵子的9.5万元费用没有到位,尽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然后与男客户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吕进峰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胚胎成型后就移植进代妈子宫的请求。“先把胚胎冻上,钱一到位,就移植。”

  吕进峰说,“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蔽)。” 的确,这个巨大的婴儿生产王国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有中介负责寻找代孕母亲;捐卵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代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

  (上图)陈芳住在一套三居室内,同住的还有另外两名代妈,但都拒绝与记者接触,闭门不见。经过一番沟通,她们同意了由AA69公司后勤人员代为拍摄一张不带脸部的照片。摄影/冉文

  (下右)住在左边门内的周女士,30岁,湖北潜江人,身高1米62,初中文凭。以前在老家是养殖小龙虾的。自己有1个女儿,已经12岁了。拍照的一周前,刚刚顺产剩下代孕的男婴,7斤8两重。摄影/AA69后勤人员

  (下左)住在右边门内的叶女士,30岁,福建福州人,身高1米62,初中文凭。以前开店经营沙县小吃的,后来亏了,于是做代孕挣些钱。自己有2个女儿,大的11岁,小的7岁。目前腹中大概36周。摄影/AA69后勤人员

责编:沙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