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用竞争思维促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

2016-03-03 15:02:00 百度百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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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恩 (中国第一位羌族硕士、博士)

  刘国恩,男,1958年出生,四川省茂县人。中国第一位羌族硕士、博士。北卡大学医药政策及评估科学系博士生导师;美国全美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药科大学兼职导师,四川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他曾当选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席,国际医药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主席。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是什么让刘国恩老师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毅然选择回中国到北大、到光华来全职任教的呢?这其中既牵涉到了刘国恩老师自己的少年梦想,也包含了北京大学特别是光华相关领导的用心良苦。

  200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没有卫生经济研究之说,卫生健康研究只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或者药学院这些只和医药相关的大学里才有。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卫生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而这个领域本身所面对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光华的相关领导秉承了北大自由、开放、包容、创新的优秀传统,果断地决定要在光华先把这个学科成立起来,和美国接轨,和世界接轨。

  光华当时采用的创新方法是,先把“庙”修好,然后请“和尚”来念经。在光华领导的热情相邀下,在2003年光华的卫生经济与管理系成立之时,刘国恩老师终于答应担任系主任之职。

  但是,这只是个半职工作,即刘国恩老师还要把一半的精力放在北卡大学。三年间,刘国恩老师为这个光华最年轻的系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2006年2月,他更是辞掉了北卡的终身教授,全身心投入到北大光华的事业中来。要知道,放弃一个终身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并不常见,更何况是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北卡的校领导也不理解,家人、朋友更是在关切地问他:放弃美国的一切,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鲜为人知的一个故事

  2001年,时任光华副院长的张维迎老师抽空飞到美国北卡大学,专程劝说刘国恩老师回中国开创自己的新事业。而刘国恩老师当时的态度也很坚决:彻底去北大光华,不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放弃在美国已植根完善的事业和家庭。

  让我们回到北卡大学那个宁静的夜晚,体味那个思绪波澜起伏的时刻:张维迎老师、刘国恩老师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一遍遍地漫步,一遍遍地交谈,维迎院长的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可是他们的对话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步。就像是太极高手一样,不管张维迎老师说什么,刘国恩老师总能以各种借口和理由来回绝。

  就这样,一直踱到了半夜,张维迎老师开始了最后的攻势。他首先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搞卫生领域的研究,这不是正常的。国际上尽管研究卫生经济的也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专业学者,但是在这样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中,经济学家毫无疑问是其中绝对的主力。而我们中国却是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谈卫生经济,既没有这个学科,也没有卫生经济学博士这个学位。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空白的天地,我们光华现在要成立这么一个系,我是到这边这么远地来请你,北大历史上也少有一个领导亲自为了一个老师专门跑到美国来……

  这时,刘国恩老师坚定的心理防线出现了一丝动摇,他的目光开始犹豫起来。紧接着,张维迎老师说了最后一句也是会让刘国恩老师终生记忆的一句话:“国恩啊,这个机会和这个机遇,我现在来给你谈,这不是一辆每天都有的常规列车,而是一次特别列车,要么你就上来,要么就没有了。以前没有过,以后这个列车也不会再发了。这个机会是空前绝后的。”听到了这句话,刘国恩老师的心里就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他决定要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

  就这样,经历了几年的考察,在2006年的2月,刘国恩老师完全放弃了北卡的终身教授及其他的一切,全职来光华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刘国恩老师回忆说,维迎院长的那席肺腑之言极具震撼力,是他日后决定放弃北卡大学的关键因素。

  现在回过头看,他全职加盟光华已经有1年零4个月,光华的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也成立三年多了,刘国恩老师表示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不仅没有后悔,而且说如果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如果他早点知道中国医疗领域这个状况的话,他应该回来得更早一点。

  刘国恩老师觉得,用自己所学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解决这么大的社会重大问题,并且是自己亲自参与, 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有意义了,所以,“目前是最好的时刻,一切才刚刚开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报效“祖国之恩”,父亲虽早已过世,儿子“国恩”之名的寓意似乎在冥冥中得以实现。

  用竞争思维促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且被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讨论,足见政府和全民的高度重视。而刘国恩老师回国后的主要研究就是紧紧围绕这项重大改革,他作为一个全球在此领域顶尖的中国学者,用他的真知灼见在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有力的学术参考。

  刘国恩老师说,我们国家现在总人口有13亿多,而真正有一个稳定的、常规的且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医疗保险网只覆盖了1亿6千万人,这些就是所谓的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即现在社会中有工作的人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是属于强势人群,他们拥有稳定的、常规性的医疗保险;而相对应的弱势群体,即没有工作的人,如穷人、老人、小孩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基本的、常规的医疗保障体系下,虽然在农村有一点点零零散散的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其支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当一个国家80%以上的人要自己掏腰包来看病时,如果看病钱不是很贵,普通人可以承受,那么情形也会好些。但问题是我国这么多人没有保险,而现在中国医疗费用又很贵。例如,北京市的三甲医院,平均一次性住院费用已经超过了两万块人民币,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人均收入,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见不到的。从国外的大多实践中,人均一次性住院费用不应该超过一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我们面临的疾病成本太大,并且有接近10亿的弱势群体完全暴露在这无法承受的疾病风险打击之下,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改革刻不容缓。所以,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问题,而如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即适当的医疗政策也就成为了中国目前医疗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何去何从呢?

  刘国恩老师介绍说,目前中国的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只有17%左右,即医疗开支的每一块钱中,公共筹资不足两毛钱,这个指标在国际比较分析中是非常低的。所以,不管来自哪个方面,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国家一定要加大对卫生医疗领域的财政投资力度。

  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投入的这些钱应该怎么花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上,目前主要有两个观点,其分歧非常大。第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办模式。这个思路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本是“公益人”角色,所以应该回归其“公益性”的天职。中国的公立医院目前占了全中国医院总数的92%,医院认为他们之所以收费昂贵,源于政府对他们投入不足,所以只能加大患者的负担。从这个逻辑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加强供给方补贴,即拨足经费给医院、医生,这样在“公益人”前提假设下,自然会水到渠成,医院医生回归公益的结果将是“看病易、看病宜”的美好景象。但遗憾的是,现实中关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人”行为假设是否成立呢?其持续性又有多大?这些都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证依据。

  第二种思路,竞争学派思路。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 医疗服务机构, 尤其是高端的大型公立医院,为什么可以持续不断地高收费, 而人们还要排长队去等好几天呢? 经济学的解释只有一个:供不应求!收费贵,利润高,而又可以长期保持下去,这只说明该市场不是一个竞争过度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不足、垄断的市场。

  作为坚信并捍卫市场竞争的代表人物,刘国恩老师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要想使某种产品的高额垄断价格下降,市场竞争和开放市场是最佳选择。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竞争开放促进和鼓励社会资本,增加供给,价格下降,病人直接受益;第二,竞争开放鼓励创新,促进创造力,优胜劣汰,从而增加长期效益和福利财富;第三,竞争开放扩大每个人的公平创业机会,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

  综上,比较这两种思路后,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他的观点,即国家增加的财政支持,不宜直接补给供方机构,而应考虑通过国民健康保险的形式,赋权需方,增加需方的规模谈判能力来团购医疗服务,形成制约供方的有效竞争机制。这样做不仅会确保提高国民就医的公平可及性,也必然迫使低效的医疗机构提高效率,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否则被淘汰出局,从而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

  至于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充当第三方的国民保险代理人角色,刘国恩老师认为政府单位、保险公司、国内外机构都可以平等参与竞标,当然这是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实践探讨。但基本原则不该混淆,政府要“管、办分离”,集中力量进行法规制定和监督执行,增加弱势群体购买能力,并确保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制度条件。刘国恩老师坚信,只要政府能够正确定位并发挥职责,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市场竞争和社会资本将会展现无穷的力量,使之成为我们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

  他还特别打了个比方,让我们更好对比这两个医改的思路成效:假如有一些人没饭吃,而刚好有一好心的有钱人来帮助他们。那么他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给饭店老板很多的钱,嘱咐他每天都保质保量地给这些人饭吃,并且要无私地持续下去。这种办法的前提假设是,饭店老板必须是“圣人”,即按照有钱人说的去做,并具有可持续性。但这种假设在现实社会中显然缺乏大众基础,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饭店老板都很难永远是“圣人”,而更可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常人”,因此促使他持续行好事的条件很难是自我道德而是激励相容的制度约束。

  第二种,这个有钱人直接把这些钱分给没饭吃的这些人,赋权他们,让这些人拿钱到饭店里去买饭吃,如果这家做得不好,那么就到另一家饭店去买,长此以往,穷人吃饭问题解决了,饭店市场也会得以兴隆发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赋权需方和保持竞争是解决这些穷人吃饭的最可持续的手段。

  在整个采访中,激情和理想之光一直在刘国恩老师的脸上闪耀。学以致用、经世济民、报效祖国和人民,一直是他四十多年来人生路径的指南针。如果说,他少年的梦想只是当一个好医生,一生也只能为数量有限的患者提供服务, 那么现在站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前沿的他, 虽然至今心存童年梦想未曾实现的遗憾,但却真真切切地用他近30年的学术功底、国际视野、中国人的情怀,为中国十几亿的人民在医疗保障制度提供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帮助。那个儿时的梦想,现在已经随着他个人的成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般腾飞,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中国所有人的理想梦境:早日推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拥有健康保障的富足生活!而他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正书写着他传奇人生的新篇章!

责编:王志胜